重鑄清華太平天國失敗原因探析_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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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為獲選與否和任職高下的標準。這種政教合一的組織系統與遍及各階層的宗教教育，將上帝教教條與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為一體，使整個太平軍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錮，每一名天國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實信徒。所以當時的外國官員記載說：太平軍「很注重虔誠和獻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禮節和儀式方面，他們是很規矩的，甚至是狂熱」。但宗教畢竟是顛倒了的世界，繼天父三子馮天山、天兄代言人蕭朝貴先後中炮陣亡，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又死於內訌之中。於是，上帝無所不能的神話便在太平軍中徹底動搖了。當時天京城裡的民謠曰：「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

    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反覆強調君權神授，並不斷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國藩的湘軍已把天京團團圍困，在天國形勢萬分危機之時，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洪秀全竟斥責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國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遺體被湘軍從天王府中掘出，舉火焚之。上帝的神話從此便與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燼。

    得人則昌，失人則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於得人」，這是漢代劉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與用人方面，洪秀全採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遠遠比不上與他刀兵相見的湘軍首領曾國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連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間的「神」。所以他們並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華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實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實際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設地上的天國，必須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們也曾竭力搜羅知識分子，或開科取士，或設榜招賢。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的過激行為，致使大部分知識分子退避三舍。同時，對進入太平軍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載：「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後，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蓋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後，在被問及官兵與太平軍某事好、某事不好時說：官兵多用讀書人，而太平軍中無讀書人。其實，太平軍中也並非沒有文武兼備的人才，如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軍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們並沒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時，按照上帝教的規定，凡是拜上帝者皆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為妖徒鬼卒，均在斬殺之列。這樣以順逆、人妖來劃分敵我，又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同樣，狹隘的宗教信條還使太平軍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軍。如上海小刀會起義之後，首領劉麗川等極欲歸附太平天國，上書洪秀全願受驅使，但天國始終未派兵接應，任其孤立無援，終至敗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會、紅錢會，江西的邊錢會，廣西的昇平天國、大成國，包括淮河兩岸的捻軍等各地各民族起義，太平天國均未能很好地與之聯合。結果，各支農民起義軍分別被清軍鎮壓。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國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縱觀太平天國戰史，我們很難看到一種謀定後動、貫穿全局的戰略計劃，卻常出現坐困突圍、隨機性較大的戰略失誤。如金田起義之後，洪秀全不及時帶兵北上，而是先於大黃江口駐紮57天在武宣東鄉登極後，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後在永安「蕞爾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盤桓半載有餘，給了清廷從容調兵遣將的機會。軍事上的一連串勝利，又使天國領袖們忘乎所以，以為「百萬銅關，盡行打破，實賴天父天兄之權能」，而非人力之所為。故建都天京後，洪、楊等人置清軍在天京和揚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營於不顧，分兵北伐和西征。

    當時太平軍雖號稱百萬，但除去老弱婦孺，能戰之兵只有十萬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毀威脅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營時兩大營兵力不足三萬人，然後以天京為中心，上取武漢、九江、安慶，下取上海、蘇、杭，建立鞏固的江南根據地，最後再揮師北伐，與清廷爭奪天下，也許會取得劉邦、朱元璋的勝利。但天國領袖們計不出此，卻匆匆將全部太平軍兵分為三，結果無論留守天京，還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優勢，實際上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不修德政，治國無章洪秀全等人治國政策的檢討

    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這種兼法律與軍規的宗教教條，在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後，太平天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之策，而是將治軍的上帝教教規直接推行於社會，結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經濟方面，進入南京之前太平軍還採取保護農工商政策，「買飯求漿，多給市值」。但建都之後，楊秀清便發布待百姓條例，實行廢除工商、田畝歸公的政策，「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歸天王」。太平天國又設立百工衙，集中各種工匠為天國服務，「但有口糧，並無雇錢」。這種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義之後，在獨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驅使下，太平軍視「諸凡百神皆為妖魔，遇廟像輒焚毀」，以致「所過廟宇祠觀，無論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殘剝」。建都天京後，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劇升溫，「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錐牛屠狗之場」。對於儒家經典，則禁之惟恐不絕，毀之惟恐不盡。其後，因楊秀清提出不同意見，洪秀全雖下詔設刪書衙，宣布孔孟經書待刪改刊行後始准習讀。但直到太平天國敗亡，刪改之書也未能問世，孔孟之書仍被禁止。太平天國如此摧折作為漢族文化象徵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書的做法，與推崇儒學的清王朝形成鮮明對照，其結果不啻將整個士大夫階層乃至普通民眾，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在社會管理方面，太平軍所占之地，凡城鎮居民不管信仰愛好與否，先將財產集於聖庫，按男女分編入館，然後嚴格履行拜上帝儀式，誦習天條，讚美皇上帝。這種取消家庭、違背人倫的禁慾政策，引起大多數人民的強烈不滿，以至「嗟怨之聲」，長久不息。同時，太平天國還將上帝教強行推向社會，迫使人們改變風俗。如：不許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間供奉家堂」禁止人們按傳統的舊曆過年，並取締民間過節時與天情相悖的所有舊俗禁止民間飲酒、吸菸等等這一系列以宗教治國的政策必然與傳統社會發生激烈的衝突，故當時處罰、殺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國洋務丞相的羅孝全說：「他們的政治系統和他們的神學是一樣的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相信他們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象完全存於軍法，由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是在殺人這條線上走。」如果去除誹謗之詞，這種看法亦不無道理。